請新聞界勿再用「反修例」字眼和風波形容當前危急情況，因為這根本是一個要求「香港獨立」(光復香港，Free HK)和打倒中國和推翻共產党的一次社會運動，從「反送中」口號開始，己嗅覺到運動己變了質，但很多無知市民是懵然不覺｡

極端分子昨日有組織，有計劃地在九龍各區將暴力升級，並四處打遊擊戰，而所採用的武器已經轉為手槍，有毒雨傘頭，以及刀棍和有毒液体，這是平常示威者嗎？而最遺憾的，便是有些記者變成「黑記」，甚至有暴徒冒充記者(原來記者証只需20元便可買到)，他們以採訪為名去堵塞警察執行任務，記協從未對此發聲。

令市民更加沮喪和憤怒的，便是公營「香港電台」成為反對派和反中仇中電台，而傳媒的「第四權」變成「軟暴力」，不僅無助社會治安回穩，甚至是推波助瀾，煽風點火，和對暴徒無法無天行徑作出掩飾和偏頗報導。

社會上最後一度防綫是司法制度，市民近年來看見的，大狀黨(訴訟律師)原來是反中仇中核心組織，港大法律系教授大都是反中成員，過往有很多案例，是令市民大惑不解，例如一個目不識丁東涌婆婆，可以申請司法覆核推翻政府港珠澳大橋計劃，一個長洲阿伯經常獲法援署批准控告政府，而最近一宗個案，律政司早前收到投訴，指有實習律師在社交平台發佈「黑警死全家」等言論，要求拒絕其律師執業申請。律政司回應指，已通知見習律師，不反對其執業。

新加坡著名學者鄭永年指出，在香港，激進似乎變成了一種「道德」，好像只要反共、反大陸，就是「好」的。另外，香港人忽視了一個問題：究竟是什麼是「愛港」？他們號稱自己是「愛港」，難道破壞香港治安和繁榮就是愛港表現？

他又說，在任何一個理性、法治的社會，行為都是要負責任的。任何社會運動都可能趨於激進化，但是如果「鼓動激進」這件事不負任何法律責任，事情就很麻煩。香港就是如此。

因為以前李光耀在新加坡就強調一個很簡單的問題：你是哪個國家的公民，你拿誰的護照？如果你拿外國護照，就不會從新加坡的利益出發。類似的機制，在香港不存在。鄭永年又說，新加坡和香港以前都是英國殖民地，但是新加坡的司法體系經過了改造，代表現代新加坡的利益；香港呢？代表誰的利益？

如果市民對香港司法制度，法院，法官和法律界人士都失去尊敬和信心，也就是英國殖民地最後一道光環消逝，是正式回歸中國懷抱的開始，大家看着吧。